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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师姓名：王庆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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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庆国，１９５２年生，河北沧州人，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学宗伤寒，兼及各家，推崇经方，不薄时方，提出“通平致和”的学术思想；强调“少阳为表里之枢，脾胃为升降之枢，临床诊疗调枢为要”的论治纲领。

如果，可以穿越回１８００多年的时空，国医大师王庆国一定想要问问张仲景，《伤寒论》的治病范式是否如此，经方是否还可这样化裁，他们之间有太多话想说。

接过恩师刘渡舟先生的衣钵，王庆国始终不忘师恩教导，从流传近两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传承仲景精神与灵魂，为“燕京刘氏伤寒学派”注入生动血脉。

人们或许忘记了，他也是从田间走来，但他却心向远方，他也曾普通，却让经典著作《伤寒论》一次次焕发璀璨的光芒，他一生勤勉，终成大家，培植桃李，让仲景精神在中医的殿堂经久不息。

王庆国（左一）跟恩师刘渡舟（中）学习中医经典知识

１

从油田向北京出发

１９７０年４月的晚上，东北的天还飘着雪，田野间的冰碴还没融化。在辽河油田钻井队担任卫生员的王庆国忙完一天的工作，刚刚回到驻地。

懂得一些西医、中草药和针灸知识的王庆国，早就是十里八乡的名人，乡亲们有个头疼脑热，都要向他寻医问药。

“不为良相，宁为良医”，是从小就深扎于王庆国心底的信念。

还记得小时候，祖母告诉他，家里的三世祖在明代太医院里当过太医院的吏目，王庆国就对中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出身大家闺秀的祖母看得出来，王庆国聪明活泼，有着过人的记忆力，聪颖于常人，绝对是块读书的好“料子”。

果不其然，纵观王庆国日后的中医成材之路，确实是“年轻有为”。

１９７２年，王庆国成为工农兵学员，求学于辽宁中医学院（今辽宁中医药大学）。在学校浓郁的学习氛围下，他逐渐认识到中医经典是临床的根基，唯有勤于思考，狠下苦功，夯实基础，方能在日后临床中纯熟运用。

于是，他埋头苦读，勤奋刻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不管是理论课还是实践课，９５％以上的课程都是满分。１９７５年大学毕业后，王庆国申请回到辽河油田职工医院成为一名中西医结合临床大夫，由于工作出色，五年后即被任命为中医科负责人，并开设中医病床３０余张。

但他也时常会因为医术有限而无能为力。

“我曾遇到一位三级水肿的病人，用手摁一下，水都会往皮肤外面渗，最后不到２０天就离开了。”王庆国回忆道，如果是现在，他的经方妙手，或许能延长病人的生命，“可那时不行啊”。

命运的齿轮总是将一些人紧紧相连。

在田野中探索的王庆国不知道，他日后的恩师刘渡舟同时段正在京城妙手起沉疴，三付既可调寒又可调热的经方“泻心汤”，就把困扰一位舟车劳顿司机的胃病治好了。

“小王，国家恢复研究生招生考试啦，你不试试？”

１９８１年，当消息传来时，行医１０余年的王庆国早已暗下决心，他要去北京中医学院，进一步提高自己的临床水平。

油田上，呼啸的北风，伴随着他秉烛夜读的日月，一天又一天。

那一年，全国共有２３８人报考北京中医学学院（今北京中医药大学）的研究生，但此次考研招生，出题极难，选拔严格，最终成绩公布，仅有两个人达到了录取标准，王庆国就是其中一位，他凭借自身实力争取到了宝贵的研究生学习机会。

１９８２年初，春风送暖，万物复苏，８１级研究生新生开学，乘着火车，他向着新的目的地出发了，一路风景旖旎，他不知道，这一去，待他再度转身成为国医大师。

２

拜入“伤寒泰斗”刘渡舟门下

曾经，背经方，是王庆国自认的长项，那时他能拔得头筹，榜上有名，考入北京，靠的就是能脱口而出８００多首方剂。

然而，拜入刘渡舟先生的门下，刘老成为他不能仰望的高山。

作为“燕京刘氏伤寒学派”的开拓者和创派者，“上溯岐黄之道，下逮诸家之说，力倡仲景之学，”博采众长，学验宏富，被誉为“伤寒泰斗”“经方大家”的刘渡舟先生享誉海内外，人称中国大陆治疗伤寒之第一人。

与刘老一比，“简直是沧海一粟”，多年后，王庆国在回忆恩师仍是敬仰，“他掌握的方子实在是太多了”。一本《医宗金鉴》中有几千个方子，刘老全都可以信手拈来。

“刘老师来了。”

回想起当时刚刚和师兄安顿好宿舍，刘老就来到宿舍楼看望两位弟子，老师的关切让２９岁的王庆国倍感温暖，也放下了初来北京的忐忑。

慈父严师，走进课堂的王庆国却发现，刘老师对待自己和师兄们，从来都是高标准，严要求，“一个方剂，如果说一遍不会，第二遍还会告诉你，到了第三遍，即使当着很多人，也会严厉批评。”

跟随刘老学习，“汗流浃背”是王庆国时常会有的感受，“以前我在学校考试，１００分的题，我能考１１０分，因为加分题我也会。”

妥妥“学霸”的王庆国，在刘老的考试中，即使花费数倍精力，却常常只能考六七十分，这让他压力很大，也逐渐意识到中医学海之深。

“原本１．５的视力，不到两年时间，就戴上了近视眼镜，那时候谁３０多岁还学习到近视啊。”他笑着说。

几年后，王庆国还记得自己有次想跟另一位名家学习妇科，“我说我给你背一些经典吧，结果还没背完，对方就让我走了，他说，你的水平我教不了你。”

就这样，王庆国跟随刘老侍诊抄方，一抄就是１５年，直到现在，刘老手写的方子被王庆国一张张收集起来，装订成册，再度翻看，总能感受到恩师的余温。

由于当年只有王庆国和师弟两人被录取，北中医格外重视对他们的培养，从京内及全国各地邀请了任应秋、赵绍琴，王绵之、祝谌予、步玉茹、李金庸等多位杏林名家，对他们进行高强度、高水平、长周期的教育培养。王庆国也由此得以继承各位名家的学术经验，形成了灵活多变的诊疗思路。

１５年栉风沐雨，焚膏继晷，刻苦钻研，一笔一划地抄方让王庆国逐渐领悟到刘老思想的精髓，跟随大师的脚印，他也一步步走进中医经典《伤寒论》的殿堂。

３

勤思渐悟求臻“达药”境界

作为中医经典，《黄帝内经》虽奠定了中国传统医学的所有理论基础，但书中临床内容涉猎并不是很多。

而由医圣张仲景所著的《伤寒论》，却包括中医从看病，诊断、辨证、确定治则开方子，包括针药并用等一系列内容。

“可以说，《伤寒论》奠定了中医临床医学的基础。”王庆国说，正是这本书后，中医的临床医学蓬勃发展起来，“现在中医内外妇儿各科，都与《伤寒论》有关，都是从它的基础上发展起来。”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王庆国曾目睹老师刘渡舟完成校注《伤寒论》的历史大任。但《伤寒论》中仍有浩瀚的神秘地带，等待拂去历史的尘埃，一种责任感让王庆国逐渐坚定了前行的方向。

不记得多少个日夜，王庆国在灯下翻开《伤寒论》，字字斟酌，细细领悟其中的真谛。

潜心研读加临床实践，再加上异于常人对方剂、药性的理解，王庆国开始锋芒初露，崭露头角，１９８８年王庆国顺利完成研究生学业，成为我国中医基础专业首批博士学位获得者，并留校任教。

三十余年来，他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气神，翻阅了数百本与《伤寒论》相关的中医古籍，创造性提出“三步—四维—六治—十六方略”诊疗范式；提出经方临床拓展应用的“五项原则与十大途径”；强调“少阳为表里之枢，脾胃为升降之枢，临床诊疗调枢为要”的论治纲领，将中医经典发扬光大。

２０１７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公布的全国６４家中医学术流派，“燕京刘氏伤寒学派”位列其中。作为刘渡舟先生的大弟子，王庆国当之无愧成为学派“掌门人”。

如今年逾古稀的他，仍笔耕不辍，每日早晨５点半起床，将临床有所心得的２００味中药整理出来，命名为“燕京刘氏伤寒学派用药经验心得”，以传后世。

“很多人只知道当归是调血补气的良药，却很少有人知道当归能治咳嗽。”燕京刘氏伤寒学派第四代传人王雪茜说，作为对《本草纲目》（金陵本）校注的“大咖”级人物，正是王庆国的不断深入研究，才发现诸多隐藏的“知识点”。

“每味药下，尤其是对最有体会之处尽量说清说透，然不管是详是略，均为临床实战记录，将对开拓用药思路有所启迪。”王庆国用毛笔小楷，在白纸上汩汩写下自己的用药心得。

他说，古人云“博涉知病，多诊识脉，屡用达药”，然若想做到如此，必须在临证时留心药物之进退，观察效验之应否，更要随时总结，方能臻“达药”之境界。

他愿做奔赴“达药”的扛旗者。

王庆国博士毕业论文答辩会（从左至右依次为：裴永清，聂惠民，刘渡舟，王庆国）。

４

幻化经方屡起沉疴

“燕京刘氏伤寒学派”以擅用经方治疗内、妇、儿科疾病为特点，用药精炼，效如桴鼓。

然而历经两千多年的中医经方，究竟疗效如何，“古方能否治新病”？这些问题曾一度引发行业内外的讨论。

身为“掌门人”的王庆国很自信，“我可以说是经方的受益人。”

原来，从油田起就困扰王庆国的严重胃病，一直到他上北中医都没好，直到刘老要带他去外地讲学，“犯了难”的王庆国才跟老师说了实话。

“怎么不早说”，了解原因后，刘老当下开出了方子。“第一次吃完就感觉胃特别舒服，很温暖，吃了７天，胃基本就没有胀痛的‘存在感’了。”王庆国记忆很深，老师开的是经方——柴胡桂枝干姜汤，在那个年代，这个方子只有两毛钱左右。

化裁于《伤寒论》中柴胡桂枝汤，或许正是仲景所“偏爱”的方子。

“张仲景２９０多个方子中，只给它的两个方子命了名，一个是小柴胡汤，一个就是桂枝汤，合起来就是柴胡桂枝汤。”王庆国介绍说，它可以调脾胃、调肝胆、调水道，是万能调和方。

在临床上，王庆国也经常开给他的患者使用，遇到病人问他，喝药多久能好，“一般三天”，王庆国回答说。长期深厚的临床积淀，让他相信，柴胡桂枝汤不断加减变化后所能演绎的实力。

“经方有无穷幻化的魅力”，王庆国介绍，他以简单的小柴胡汤为例，在原方上通过各种方式加减，理论上最多可达７的７次方多种变化。

因为善于调配经方，也让王庆国可以“知守善变，诊治广泛，不拘一病一科”，临床治疗范围十分广泛。

一次，用经方治好７６岁赵阿姨的扩张性心肌病，让他在大名鼎鼎的以治疗心脏病为主的北京西医三甲医院都有了名气。

他还记得，赵阿姨找到他时，短短２０米的路都要坐轮椅，通过望闻问切，王庆国开出了苓桂术甘汤、真武汤、防己黄芪汤，以及干祖望先生的三仙汤等多个经方合剂，妙手回春，仅仅１４天，赵阿姨已经可以走路来复诊了，四个半月，赵阿姨可以独自爬上５楼。

“那时我在床上都要‘活不起’了，现在竟然有力气和老伴吵架了。”　她无不感激地告诉王庆国。

“阿姨，因为你快好了。”王庆国笑着说。

这样的故事，经常在王庆国的诊室发生，但为发扬光大以经方为特色的“燕京刘氏伤寒学派”，王庆国心里知道，自己还要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５

躬身科研揭秘千古名方

为彻底说清楚，讲明白经方的疗效，从１９８４年起，王庆国开始着手阐释经方的作用机制和配伍规律。

经过３０余年努力，２０１０年，由王庆国带头的《经方现代应用的临床与基础研究思路探讨》取得可喜成绩，项目荣获２０１０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经方配伍规律研究是诠释经方现代临床应用科学内涵的关键环节之一。”王庆国说。

在深入研究中，项目组发现，经方是由一个个的小方构成，就像是盖房子所用的“砖块”一样，它们将其命名为方元，即构成经方的有规律可循的最小方剂单元。

随即，王庆国带领着项目组总结提出５６个具有代表性经方方元，如当归和芍药、茯苓和桂枝、桃仁和大黄等等，这些药物天然组合在一起，便能产生神奇的化合“反应”。

项目组提炼出的“组方变化，重在方元”规律，为经方依法化裁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也让经方现代应用化裁更灵活、加减更规范、适用更广泛。

“用现代方法阐释古代经方的科学内涵，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王庆国说，历史上每一个伟大的医家，都是由于创新了学术而为后世所称道。

而在平时，每每化用经方之时，王庆国无不感念刘渡舟先生对《伤寒论》理论的提升和应用的发展。身处当下，致力于从全新的角度解析经方作用的物质基础，是他对中医药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躬身实践。

一剂“半夏泻心汤”是王庆国平日最常用一张经方，也被他誉为“千古脾胃第一方”。

“一个好中医，只要学好了半夏泻心汤，就能治疗一半以上的脾胃病患者。”为揭开千古经方的神秘面纱，王庆国带头对其进行现代药理研究，发现该方能杀灭幽门螺杆菌，可用于各类胃炎的治疗，在相关的癌前病变及癌症治疗过程中也疗效确切。

“古人不知道幽门螺旋杆菌，只知道这个方子好”，王庆国说，我们现在很多方子都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是科研让中医瑰宝光芒重现。

几十年间，王庆国的科研成果已然硕果累累，他主持多项９７３、８６３、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等，使诸多难解的理论问题得以澄清，学宗仲景的他，增光岐黄更璀璨。

６

培植桃李誉满天下

在王庆国的办公室里，有一尊刘老的铜像，铜像的背后是四副联：胆欲大，心欲细；行欲方，智欲圆；遵所闻，行所知；守有度，节有礼。

这是刘老当年留给他的２４字，也是他多年来的行为准则，践行着对恩师精神的传承。

除了名医、科学家，王庆国还是老师，也曾任北京中医药大学副校长，三尺讲台上的他，老派而又新潮，总能将深邃的理论知识，深入浅出，娓娓道来，很受学生们喜欢。

由他主编的全国高等中医院校《伤寒论》课程，已逐步建设成为国内同行业一流、具有自己教学特色并具备示范作用和辐射能量的精品课程，将经典的光芒照进现代中医教学的课堂。

“老师，想当个好中医是不是熟背经方就可以？”

“多诊识病，屡用‘达药’，书本上的东西背得再熟再多，如果不经实践检验，不能在实践中反复研习成为自己的本领，也终究是知识而不是技能。”王庆国回答道。

“拜求名师，精研经典，躬耕诊病，勤求博采，总结提高”是王庆国送给年轻人的“五步”成长法则。

“王老师一路走来的人生历程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讲台下，年轻的脸庞上，洋溢的是对未来的憧憬，他们认真聆听教导，感沐大师风范，一如曾经年轻的王庆国跟随刘老一样。

一代一代，桃李天下，满园芬芳。

如今，王庆国教授经常在全国仲景学术年会、经方临床应用培训班上为同行剖析经意、释难解惑、传授经验，此外，他还受邀在多家电视台及新媒体平台上讲授中医科普知识，深受观众的好评。

“学一等人忠臣孝子，作两般事诊病读书”，这是他的座右铭，也是他的人生侧记。

如一缕清风，纯粹而不简单，平凡而又不凡，因为，他传仲景之术，践岐黄之道，展大医精诚。

•王庆国提出“通平致和”的学术思想；创造性提出“三步－四维－六治－十六方略”诊疗范式；提出临床拓展应用经方的“五项原则与十大途径”；强调“少阳为表里之枢，脾胃为升降之枢，临床诊疗调枢为要”的论治纲领。

•王庆国认为临床辨证时一定要抓主证，尤其是运用经方时，抓住主证更是取得最佳疗效的关键。主证是指决定全局而占主导地位的证候，其由核心病机与主要临床表现所构成。

国医大师、北京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王庆国，师从于著名中医学家、“伤寒泰斗”刘渡舟，全面继承了刘渡舟的学术经验。王庆国学宗伤寒，兼及各家，提出“通平致和”的学术思想；创造性提出“三步－四维－六治－十六方略”诊疗范式；提出临床拓展应用经方的“五项原则与十大途径”；强调“少阳为表里之枢，脾胃为升降之枢，临床诊疗调枢为要”的论治纲领。王庆国推崇经方，不薄时方，善用柴胡剂、泻心剂、苓桂剂、麻黄剂类方，精于创制新方，如穿青海甲汤、百合泻心汤、蒌芍苁蓉润肠饮等，治愈众多疑难杂证，为患者解除了病痛。

治宗伤寒　兼及各家

王庆国毕生致力于《伤寒论》研究，对于仲景学术有着深刻的理解和思考。“刻求经旨，博采众长，传承创新”是其秉承的治学原则。１９８２～１９８８年期间，在跟随刘渡舟攻读硕士、博士期间，王庆国就遍阅历代伤寒注家著作，广泛探寻当代伤寒名家的学术特色，深入思考《伤寒论》的学派传承、六经实质、标本气化等焦点问题，以及伤寒学科的研究现状和未来的发展方向，他提出了卓有建树的学术观点以及开展工作的具体路径，奠定了他在仲景学术研究领域的引领地位。在《伤寒论》治学方面，王庆国立论公允，平正通达，不偏执一家。他非常重视《伤寒论》的六经辨证，对六经的实质有独到见解，其早年发表在《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的《〈伤寒论〉六经研究４１说》一文，在本学科领域影响甚广。王庆国认为：“六经是经络、脏腑、气化的统一体。《伤寒论》主论外感风寒，兼论内伤杂病，因而，六经辨证不但适用于外感疾病，而且广泛用于临床各科杂病。”

王庆国还非常重视《伤寒论》中蕴含的辨证思维，认为《伤寒论》全书蕴含着深刻的辨证内涵，这些思想贯穿于全书的每个章节，体现在每一条原文之中。历代医家重视《伤寒论》的学术价值，除了其方药效如桴鼓之外，最重要的是这些原创性的临床辨病识证的思维方法。他认为，《伤寒论》在辨病审证方面的原创性思维主要体现为以下８个方面：①辨病求本，本在阴阳，即以阴阳作为辨识病证的第一要务；②病证结合，辨证析机，首开病证结合论治之先河；③四诊合参，动态分析，脉症并重，综合从舍，“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的意义深刻；④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在复杂的临床资料中，挖掘提取可以代表病证实质的脉症；⑤同中见异，异中求同，同一病证病机不同采用不同方药，不同病证病机相同则采用同一方药；⑥以常衡变，知常达变，是中医辨证思维的基本特征之一；⑦重视主症，甚则“但见一症便是，不必悉具”，若主症与病机不符，则应以病机为本；⑧掌握规律，见微知著，预判病势。因此，《伤寒论》是中医原创思维的重要载体，更是中医学的宝贵财富。

善抓主证　顾及兼变

王庆国继承刘渡舟的学术经验，结合自身五十余年的临床实践，总结出一条非常宝贵的治疗经验，即临床辨证时一定要抓主证，尤其是运用经方时，抓住主证更是取得最佳疗效的关键。他指出，《伤寒论》是一部辨证论治的临床巨著，总结了六经病证的基本规律，将理、法、方、药融为一体，对于每一经病证以及每一个方证都厘定出了主证、兼证、变证以及夹杂证的层次，为正确地辨证论治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在这一辨证层次中，应该说抓主证是最重要的。主证是纲，纲举则目张，随之则兼证、变证、夹杂证等也可迎刃而解。

王庆国指出，主证是指决定全局而占主导地位的证候，其由核心病机与主要临床表现所构成。如以六经病证而言，太阳病主证的病机是风寒外袭，营卫失和，其临床表现为“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所以，在外感疾病中，凡见上述病证时皆属太阳病范畴，治疗皆宜以发汗法为主。如以方证而言，桂枝汤证的主证病机是“卫强营弱”，其识证的特点是“汗出而恶风”。临床上凡见以汗出恶风为主者，无论外感或内伤，皆可首选用桂枝汤治疗。此正如古人所论之，“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所以，抓主证是辨证中最为紧要之举，切不可掉以轻心。王庆国认为临床辨证必须经过细致而认真的调查研究，去伪存真，然后才能抓住主证，才能进一步认请兼证和变证的层次；同时，一旦抓住主证，一定要紧抓不放，才会显示出其临床应用的价值。至于兼证，则必须在主证确立之后去发现它，因为兼证是附于主证而产生，但又补充了主证证候之不全。凡在主证基础上又出现新的证候，就叫做兼证。举例而言，汗出、恶风是桂枝汤证的主证，若又出现气喘或项背强几几等症，便是桂枝汤证的兼证。兼证与主证起到了相互为用、相得益彰的效果。兼证的最大特点就是它与主证在病机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离不开主证发病的范围。如果只抓主证而不顾兼证，就难以做到随证应变，也就不能根据兼证的出现而及时制订有效的治法。所以，主证反映了疾病之常，兼证则反映了疾病之变，能做到知常达变，方可尽辨证之能事。

另外，《伤寒论》中约有三分之一的内容是论述“变证”的。变证是指经过医生误治后而发生的另一种病证。例如，太阳病当发汗而没有发汗，而反误用了或吐、或下、或温针等治法，或虽发汗但又不及或太过，由于治疗上的差错而使原有的主证不复存在，从而变生出其他病证。对于误治所致的变证，他遵循刘渡舟先生的遗论，强调应从辨证的原则出发，把着眼点放在辨变证之上，要以“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为法度，而不必拘泥于误治的形式和过程。这样，才能够跳出伤寒的条条框框而达到论治杂病的目的。至于夹杂证的产生则涉及多方面的因素，例如患者体质强弱、脏腑厚薄、性别、年龄、居住、发病先后等因素都能导致夹杂证。因此就出现了外感邪气虽同，但具体发病则异的实际情况。所以，不但要在邪气上求原因，还必须要从个体差异上找根据。例如，小青龙汤证有外寒而内夹“心下有水气”，小建中汤证先内虚而后外感寒邪等。夹杂证的出现，使得新病与旧病、标病与本病、表病与里病等相互交叉重叠，而使证情的变化更为复杂。总之，在辨证论治的原则指导下，王庆国提出了辨证要分清主、兼、变、夹杂四个层次，确实符合临床运用经方的实际需要，而四者之中，尤其以抓主证最为重要。

紧扣病机　灵活变通

病机，即疾病发生、发展与变化的机制。亦即病因作用于人体，致使机体某一部位或层次的生理状态遭到破坏，产生或形态、或功能、或代谢等方面的某种失调、障碍或损害，且自身又不能一时自行康复的病理变化。病机是疾病临床表现的内在基础，亦是疾病发展、转归和诊断治疗的内在根据。病机学说，即是以中医学的阴阳五行、精气血津液、藏象经络、病因发病等为理论基础，来研究和探讨病机变化规律的学说。病机之名，首见于《素问·至真要大论》的“审察病机，无失气宜”和“谨守病机，各司其属”。对于病机的“机”，唐代王冰释为“机要”，认为“得其机要，则动小而功大，用浅而功深”；明代张介宾释“机”为“要”和“变”，释病机为“病变所由出也”。《说文》和《庄子》释“机”字之义更为清楚，如《说文》以“主发谓之机”，段玉裁释为“机之用，主于发。故凡主发者皆谓之机”；《庄子·至乐》将“机”释为事物变化之由，说“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现多宗其说，以疾病发生、发展、变化和结局的机制，作为病机的基本概念。

王庆国指出，仲景以六经论伤寒，脏腑论杂病，将脉因证治融为一体，理、法、方、药一线贯穿，从而构成一个以辨证论治为核心的诊疗体系，具有极强的临床指导作用。因此，要运用仲景之方，若不明仲景书中之理，那就必然会失去理论指导。仲景在论中一再强调“平脉辨证”，“辨某病脉证并治”，“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即为明例。这里的“证”是由相互联系的症状、体征构成，是疾病某一阶段病理状态的综合反映，所以“证”是运用经方的一个关键问题。“症”是表象，它的后面隐藏着病机。所谓“凭证立法”，实际上是据病机立法；“方从法出”，实际上是据病机立法的基础上进行选药制方，这正是仲景能够做到方证相应的一个重要原因。仲景著书时明写方证，暗寓病机，立法制方之理涵蕴其中，只要能抓住这一内在联系，临证时对经方既能运用自如，又可触类旁通。辨证析机，因机立法，因法施方是中医诊疗的一般程序，而抓住病机，就抓住了拓展经方运用的关键。正如《伤寒分经》言：“然古今元气不同，南北禀受各异，其间有宜师其意而遵用其法，有宜师其意而不尽泥其方，学者惟能神明于规矩之中，变通于法度之外，斯为善读仲景书尔。”盖以症状为表象，病机为实质，抓住病机即为扩大经方运用范围之重要途径。王庆国不仅强调“方证相对”，更重视病机分析，探求脏腑、经络、气化等病理改变，故而灵活有度，大大拓展了经方运用。

例如，麻黄连翘赤小豆汤原治湿热在表之黄疸，若师其法而不泥其症，抓住本方证属湿热内蕴，兼以外泛于表之病机，本方可灵活用于治疗荨麻疹、湿疹、皮肤瘙痒症、痤疮等病证，临床收效明显。又如，薏苡附子败酱散本治肠痈，但王庆国不为所拘，抓住本方“下焦阳虚兼有湿热瘀血”之病机，临床施治急慢性阑尾炎、阑尾脓肿、慢性盆腔炎、溃疡性结肠炎、肠易激综合征等病证，亦收佳效。再如，柴胡桂枝汤原用于治疗太阳少阳并病，本方由桂枝汤与小柴胡汤合方组成，桂枝汤外调营卫、内和脾胃，小柴胡汤外转枢机、内和肝脾，二方合用，于外感热病则为太少二阳双解之轻剂，于内伤杂病则是调和肝胆脾胃、气血营卫之良方。柴胡桂枝汤能起到调和脏腑气血、阴阳之作用，故可用于治疗经前期紧张症、更年期综合征、月经不调、慢性盆腔炎等妇科诸病，收效颇佳。又如，王庆国认为麻黄附子细辛汤的主要作用是温阳、通阳、升阳，散寒通痹，临床应用并不局限于太少两感证，不必拘泥于有无发热恶寒之表证，举凡风寒身痛、暴哑咽痛、冷风头痛、风寒齿痛等诸多病证，以及过敏性鼻炎、三叉神经痛等，使用本方均收卓效。以上皆为抓病机，扩展经方运用之实例，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首倡“方元”　妙解经方

王庆国首先发现并倡导“方元”理论，找到了理解与化裁经方的核心与关键。所谓“方元”，是指构成经方的有规律可循的最小方剂单元。它们大量存在于经方之中，故对于经方的研究尤为重要。基于这种定义，经方方元就成为经方加减化裁的坚实基础。

王庆国指出，经方方元具有以下显著特征：①或为三味以下的小方，或在经方中反复出现。前者如桂枝甘草汤、芍药甘草汤，后者如人参、炙甘草、大枣的组合。②构成方元的药物既有性味相同或相似者，也有性味不同者。前者如小半夏汤、甘麦大枣汤，后者如干姜细辛五味子组合、枳实芍药散。相比而言，后者针对的病情更为复杂。③药物在各个方元中互相包含或叠加。例如，甘草麻黄汤主治里水，说明含有这一方元的方证都有水湿停留这一病机，甚至以此为病机的核心。甘草麻黄汤中加入降肺气的杏仁后，又构成另一方元，见于麻黄汤、麻杏甘石汤、麻杏薏甘汤、大青龙汤、文蛤汤。甘草干姜汤与干姜附子汤同为四逆汤类方的方元，两方元中均有干姜。④大多有对症治疗的特点，看似针对心悸、腹痛、咳嗽、口渴、水肿等临床常见症状，但实则暗涵病机。例如，瓜蒌牡蛎散治疗“渴不差”者，同时又是柴胡桂枝干姜汤、牡蛎泽泻散的方元，主治饮不化津之渴症。⑤从表面上看，有的方元与经方的应用并不完全一致。例如，枳实芍药散与四逆散、大柴胡汤的主治似乎风马牛不相及，但根据后世医家的临床实践，四逆散与大柴胡汤多具有腹满、腹痛等症状，正是枳实芍药方元所针对之目标。总之，经方方元介于经方与药物之间，既是药物的基本配伍形式，也是最简单的方剂，对于方元的深入研究或可以简化经方及部分时方配伍规律的研究过程。

善用经方　古今接轨

经方药简效宏，为众多医家所喜用，但面对临床复杂多变的疾病和症状，为了充分发挥经方疗效，需要拓展经方的应用，赋予其全新的生命力。因此，王庆国提出了临床拓展经方运用的“五项原则”与“十大途径”。“五项原则”是指：熟谙经旨，打牢基础；紧扣病机，抓住关键；病证结合，适应需求；科学评价，有利交流；掌握规律，有的放矢。“十大途径”则是指：方证相应，吻合因机症治；方症相应，重在有效组合；谨守病机，不拘症状变化；旁参各家，贵在灵活变通；潜心原文，妙在获取新知；合用经方，师从仲景妙法；合用时方，化裁更为广博；总结归纳，明晰化裁诸法；明晰方元，变化无穷无尽，以及但师其法，不拘具体方剂，对于临床扩大经方运用颇有裨益。王庆国曾颇有感触地指出：“所谓古方不能尽中后人之病，后人不得尽泥古人之法。张仲景之书为千古用方之祖，其阐明医理为中医学至精之本，但需学而思，才能实现方方切用、法法通灵。”

王庆国虽然喜用经方，但又不薄时方，善于古今接轨，经时结合，多方采撷各取其长。王庆国认为，方剂虽有古今之分，但有同气连枝之义，都是中医学伟大宝库中的瑰宝，应当兼收并蓄，使其古今相互补充，互相借鉴，因证制宜，把古今之方变成一个既有淳朴的古意，又有灵活的新态，且能切中病情一针见血地达成古今接轨创举。切不要厚古而薄今，更不要倡新而非古，应当主动而积极地创造古今之方接轨的新产品。“古今接轨”必须经医者之手，从临床出发，用实事求是的态度，把时方与经方进行巧妙的结合，用古方以补时方之纤弱，用时方以补古方之不全。既对经方有深刻的认识，又对时方有扎实的功夫，使古方、今方、古今接轨方成为当今的三足鼎立，这对中医学临床能力的提升，具在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